离开○三所后，"老胡师"在来信中先是叹息，接着又是赞扬，说我虽然可惜地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有点"遁世"的消极，但谢天谢地总算从激烈的、无谓的争斗中解脱了——这也值得庆幸啊……
读着这些信，一时无语。我想他大概再也不会明白我了。
很可惜——这才真的算可惜呢。我的那位兄长和导师本该是他的同类，他应该自觉地站到这一边。我的兄长最后吐出的殷红的血应该溅到他的身上才好，也许这样才会让他记住什么。我感到更加愤慨的是，他正在不自觉地践踏什么，而它是我心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还有，他认为我退却了，逃遁了——我会吗？
退却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退却的机会再也没有留给我。我命中注定了要迎上去，要承受，要承受这一切。我说过我从属于一个特殊的家族，当我慢慢辨认出这一点时，我就明白了该做些什么。我只有一种结局，就是迎上去，奔向那个我应该去的地方。这是非常光荣的。
我离开了那些嘈杂，只是为了更好地检视。还有，我要舔一舔创痛。我要好好地整理浑浑的思绪，把爱和恨的贮备好好咀嚼一遍。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柏慧，今天该是个时候了，有机会我将好好地谈谈你的父亲。
……失去了当面向你叙说这些的机会，大约是一生的遗憾。好在我仍然能够叙说；而且我们都是过来人，有了另一种达观与平静。在学院时，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山里毛头小伙子，惊悸未消，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语——特别是牵涉到我的家庭，我的身世的时候。我只记得母亲在分手时对我的告诫：永远也不要对别人提起你的父亲……
由于那个春天的丁香花开得太茂盛，浓烈的气味让我整个个人都眩晕了。在一阵恍惚迷离中，我忘记了母亲的告诫。
于是报应接踵而来。
我出生在登州海角的一个小城里。这儿在民国初年有过一阵畸型的繁荣，倚仗了一个天然良港，海上贸易使它日益发达。小城的人见多识广，他们有幸不断在这儿迎接一些非带有意思的人物。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写过一二笔的人，当年就有几双脚板磕响了小城青砖铺起的街道。一些新兴工业主、大商人，纷纷来到这个小城，拓展他们的一份事业。我的外祖父一家来得更早一些，当地人记得从一开始这儿就有这么一支望族。他们的主要产业不在这儿，这儿只是他们一个惬意的居住地。蓝蓝的海湾，密密的树林连接着洁白的沙滩，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风和日丽。而且这儿交通方便，风气开化，又免除了大都市的拥挤和喧哗。
外祖父的前几代都是经营实业物产的，最早还出过一个清代官吏，作为第一批钦定的"金矿督办"，到登州海角来"发凿山谷"。我相信当年的"督办"是一个肥缺，整个家族的兴盛显然有迹可循。反正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少资产了。外祖父走的也是当时大多数名门子弟的道路：在大城市读书，寻机会到国外深造——如果不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一场婚姻，外祖父一定会在他二十岁左右出洋。
他当时完全是疯迷了，为了外祖母不顾一切。外祖母只是他们府中一个身材瘦小的使女，他们竟然难舍难分，后来一起从海港上逃走了。在外流浪的几年中，外祖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最后跟上一位荷兰籍医生学医，去了欧洲。归来时父母都去世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双双回到这座小城。这儿处于战略要地，由于有一个港口，又临近一个国内最大的金矿，几派政治力量都在这儿集结、较量。外祖父回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当地政治纷争，我无法从外祖母和母亲口中知道得太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
从他那场奋不顾身的恋爱我就明白了，外祖父是一个心怀热烈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本来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他宁可让这一辈子波澜迭起、惊险丛生，而不愿重复一种陈腐老旧的生活。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这样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希望，就不能害怕牺牲。牺牲对他而言是经常的事情。
我的父亲从小就在他叔伯爷爷——一个官僚商贾身边生活。因为叔伯爷爷没有儿子，就对父亲格外器重。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以后甚至担任过一支部队的副政委。
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他才不得不脱下军装。
父亲就在担任副政委的前后结识了外祖父一家。外祖母后来说，他来到那个大院，看到那几棵高大茂盛的白玉兰树，顿时双眼一亮。那是一个春天……父亲频频来往于小城和另外几所大城市之间。而今，他所做过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他的事迹没有被写入教科书中，没有被记录下来，我只能从外祖母和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一点，留在脑海里连缀编织。
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外祖父遇难了。他多少年来都是当地丑恶势力的眼中钉，敌人已经不止一次扬言要"除掉他"。他们知道外祖父的分量，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阴谋，就必须消除小城中这个巨大的、难以动摇的存在。
母亲说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闷热异常。全家人都没有午睡，不知为什么不安地走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