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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屋里苦苦忍受，真像踏在了一条地狱之路上，这条路是这么黑，除了恶鬼魑魅之声，再无其他生迹。一个人只要来到这里，就要忍受蹂躏，不能存有任何奢望和幻想。“不说不要紧，来吧。”有人挤一下眼，旁边的人就一个箭步冲上来，把我的腰带刷一下抽掉，扭着我的胳膊推到了一盏大功率灯泡下边。那个小小的空间只有一点五平方米左右，我在锃明瓦亮的大灯下汗流如注。渴，头疼欲裂，想站一站都不行，腰快要断掉。这样一会儿人就垮了。审问的人还是那几句：“你们是怎么发出集合令的？当时是几个人？”“跟你一块儿密谋的还有谁？他们全跑不了——有人已经交代出来了！你说吧！别想蒙过去。”“这个案子太大了，最后会吓你一跳，谁也救不了你，除非是自己争取宽大！”我从未认为主要责任在村民一方，他们是天底下最可怜的自卫者。我说过了，然后一声不吭。解释已经变得多余。是的，我对眼前这些人没有幻想。我惟独不能忍受的是强烈的思念和牵挂：想那些逃脱的朋友，想小茅屋的人。我知道这里已经封锁了消息，我现在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外面的人真的救不了我。
就这样一天天熬着。不知是第几天的一个上午，突然有人让我快些收拾东西，而且口气不再那么凶暴。哪里有什么东西，我只是等待着。几个穿制服的来了，他们说话的口音不是当地人，瞥瞥我，把我半推半引地弄到一辆警车上。“去哪儿？”我问。几个人绷着脸不吭，直到车子上路了才说一句：“回城里。你的案子移交了。”然后不再吱声。
车子开了接近五个小时，没有停过一次。我一路都琢磨着“移交”二字，搞不明白。这一次车窗上没有遮掩，一路的景物让我猜测和辨认，最后终于知道了它正在驶向哪里，它在回城啊！我心里叫了一声：“回家了！”我脑海里迅速推演了一番，认为肯定是有人将我的信息透露给了家里人——他们震惊之余会担心和愤怒，特别是梅子的父亲，一定在发过一阵大大的火气之后再做点什么，他会施以援手的。我想不出事情还会有其他的解释。
押车的人表情木木的，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果然，车子一直开到了那座都市，七拐八拐进入一处院落。这儿来来往往的全是穿制服的人。我明白，自己不会被径直送回那个小窝的，世上不会有那么便宜的事。
我被一个胖胖的人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有人送来了一杯水——不，是茶！这些天来第一次喝到茶，我把它一口气全喝光了。胖胖的人等着我喝完，然后就慢悠悠说了起来。他的大致意思是：你参与的是一件蓄谋已久的恶性案件，该案件已经震惊了全国，甚至很快就会影响到国外；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主要案犯还没有归案，但他们最终一个都跑不了，通缉早就开始了……“而你，”他说到这里顿了顿，从一旁的抽屉里摸出一个蓝色的夹子，翻开，拍拍，“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虽然不是主犯，但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可能就因为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吧，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大着胆子插了一句：“我不严重，我甚至一直在阻止……”对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觉得他的脸上有一丝不难察觉的笑容。这种笑没有恶意。还好，这家伙总算还有点幽默感，这就好。他继续翻着夹子，说下去：
“在整个案子没有侦结之前，你还不能说完全没事了，就是说……”
我的心重重地沉了一下。我想喊一句，可是这次忍住了。
“你还要从头讲清楚，不要因为我们把你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就觉得自己没事了，一清二白了。最后会有一个结论的，这不是你、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决定的。”他这样说时，面容明显地变得较前严肃多了。
我终于明白过来：前一段自己真的是被集团保卫部非法拘禁的，他们那些人在私设公堂！是的，公安部门获知消息以后把我解救出来……我心里一阵感激，忍不住说：“这，当然是……可是我……我没有参与——这也不是一次暴动，而是农民在暴力面前的自卫，你该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
他不耐烦地打断我：“案件早就定性了。这也不是你为别人辩解的时候，你能保住自己也就不错了！”
“可是他们非法拘禁、折磨和关押了那么多人……”
“这些自然都会处理。你还是多考虑自己的问题吧。”
我心底有一万个声音在反抗。可是我终于不再吱声。我早就明白辩解是多余的。剩下的只有观察和等待。
他把夹子重新放回了抽屉里，抓起桌上的电话：“喂喂，嗯，可以了。”放下电话他开始吸一支烟，眯上一只眼：“经研究决定你可以回家去住——但仍然要接受我们的讯问。这是一种宽大处理，也是一种刑责方式。你下一步要做的是……”
我听得确切并马上感到兴奋的只有两个字：回家。
2
我被告知将在天黑前回家。这之前是谈话、填表格，并被再一次强调：在讯问没有结束前不准出城，就是离开城区一步都要报告；需随时接受讯问和笔录。天哪，我想这可能就等于“取保候审”吧。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还是被他们救出，从最黑的地狱挣扎出来了。
一出门时看到蓝天绿地，那种崭新的、恍若隔世的感受会让我一直记住。这种心绪他人无法体味，我也难以道人。屈指算来，我仅仅在小黑屋中待了一个星期，可这已经让人终生难忘。
回家后一切都清楚了：曾有陌生人打来了电话；不久茅屋里的四哥也设法找到了梅子……当然是她的父亲把我打捞上来……梅子一见面就掀我的衣服，想看我身上有没有伤痕——没有。她放心了，问：“那些人说你参与指挥了一场大乱子，你们领一帮暴徒砸了集团、化工厂，又开始砸矿区……”她的一对杏眼瞪得溜圆。我渴得嗓子说不出话。我摇摇头。
怎么说呢？从头讲述平原上几个村子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被四周几个集团害得死不了活不成，而所谓的区政府是跟害人虫勾在一块儿的？村民们一辈辈都忍气吞声，他们有一点指望就不会铤而走险。至于我呢，知道他们要闹事儿已经很晚了，也从心里不赞成这种暴力方式，担心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总之我尽了一切可能劝阻他们——问题是当不幸的民众拥上大道之后，他们就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了，无论是小白还是老健，更不用说我了，都无能为力。两边对阵时，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会站在可怜的村民一边，而绝不会有另一种选择。
怎么对梅子解释这一切？
梅子家里人来看我了。我是指内弟和我的岳母，他们进门不一会儿都要像梅子一样掀开我的衣服，想找到想象中的伤疤。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嗓子哑了。我想说——我亲眼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关在集团大老板的黑屋子里，被逼吃下了半碗盐面、外加几根红辣椒，一天一夜不给水喝。这个人毁掉了，但身上不会有一块伤疤。
当我刚刚能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传人的电话就响了。我只好按照指令，一次次到那个指定的地方去，去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