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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葡萄园历尽磨难，但最初的担心总算没有了——原来最挠头的葡萄销路，由于有了豪爽汉子武早，几乎已经不成为问题。不仅销售稳定，而且还可以卖最高的价钱。用武早的话说，我们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是最优质的，他是秉公办事。
武早成了葡萄园的常客。这里已经成为他远游的一个根据地。每次打猎他都把摩托车放在这儿，如果有时间，总是由我或拐子四哥陪伴他。虽然如此，他还是很难从那种绝望的情绪里摆脱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回忆起象兰就万念俱灰，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他说：
“我跟你讲过，有一天我要把她领到你的园子里来。那时候你见识见识吧。我相信你从来也没有见过她那样的人。那真是个没法捉摸的小怪人儿……到时候再看吧。”
我只能应付着他的话。说实话，就我对象兰的一知半解而言，我决不会喜欢这个人的。当然我们的园子也不会拒绝她，我们这里可以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真像他说的那样，这个女人到底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当今之世类似的轻浮男女数不胜数，在他那儿怎么就成了一件千追万寻的宝物？不过总让我心里纳闷的是：这只是一个*的四十岁女人而已，竟使一位豪迈英俊的大汉如此迷恋，不能自拔。我不愿意得罪武早，更不愿让他失望。我只好说：“那是的，当然一定是的。”
武早是我们葡萄园的救星，也是我在这个平原上所遇到的真正不同凡响的一个人物。我不仅指他的见多识广，也不是指他涉足艺术，而是因为我的确发现了一个极有趣味的人。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感到枯燥的人。这样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实在难得一遇。像很多优秀人物一样，他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神经质，整个人敏感得很。我渐渐相信与他的交往绝不仅仅是建立在一种世俗的需要上，不只是为了我们的葡萄园。当然我们极其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我们，他需要一种安慰，一种谅解。一个人在他的特殊时刻里总得找个说话的人，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我敢说他好不容易才寻到了这个葡萄园。我能看出他非常喜欢这儿。
总之我们彼此需要，他需要这个田园和这些人，我们则离不开他爽朗的笑声——那是一种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这声音响彻在海浪与林木的和鸣之中，让我们感到格外舒畅。就像一个酒徒必须按时找到一种酒才行，我们二者之间彼此都算是对方的烈酒。不同的是那一方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而我们这一方却是土地园林及人、这一切的综合……我不知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只觉得二者相互交往的过程，真像是一场场的畅饮和陶醉。他寻到了这个葡萄园，而我们则通过他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新鲜的世界：酒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延，我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这个孔武的汉子竟然长了一颗如此多情缠绵的心。
我们财运亨通了。这个葡萄园与那个伟大的酒厂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可是我们确实在走向兴旺发达。一想到这里，我就从心里感激武早。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骚扰，比如我被叫去开会的次数显然是更加增多了。我对老驼抱怨说：
“钱也交了，怎么还要开会呢？你知道我们园子里的事情蛮多，耽误不起这么多时间啊！”
老驼说：“城里人嘛，还有不忙的？不过再忙，也不能不过组织生活啊。有一年上，有那么个游击队员，他傲得可以哩，结果哩……”
我知道他接下去又要讲差一点儿被鬼子打死的那个人了，就连忙说：“现在早就没有鬼子啦……”
“就是啊，可是野物满多哩。什么野物还伤不得你？你一个人出门在外，靠的就是朋友，小村里不顾怜你，我这个村头不给你长着眼色，还有什么葡萄园？任是什么也得给野物弄毁……”
听到这里，我心中渐渐明白了他的“野物”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想他的话倒也不假，如果发生了哄抢或其他更可怕的事情，仅有拐子四哥的土枪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这个葡萄园原来是多么脆弱和单薄啊。我们只有淳朴的没有任何邪念的万蕙，有不堪一击的纤弱细瘦的鼓额和那个肖明子……想到这里倒也坦然平静了许多，只想安安静静地听从他的劝告，按时赶去开那一场场会了。
2
漫长的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吸烟，可在这时却要饱尝老辣的烟叶味儿。会上什么都议论，渐渐，我连这个村子的历史也烂熟于心了。我知道了村子里有多少怪异的事，比如曾有人一口气养了十二个孩子，还有人连生了三对双胞胎；有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如在大拇脚趾上生了一个小疮，三五天就死去了；有的人发了大财又逃之夭夭，携带巨款跑上东北，又跑到外国，那里叫什么“斯克斯克斯克”！这种“组织”的生活使我不敢厌倦，我觉得这个村子里的人即便有一万条缺点，有一条优点还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他们的乐观精神和深深的幽默感。他们对自己的土屋、单调的日月、贫乏的文化生活丝毫也没感到忧虑和不安。他们总是向前看，看得很远，看到子孙后代，从容沉着。在他们红红火火又腻腻歪歪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一种了不起的韧性和乐观品质。不过我究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还很难讲——在这漫长的闲扯的会上，我常常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问到了那个独居一处的老太太，老驼立刻嘬着嘴说：“啊呔！”我等着听下去，他却把烟锅咬得使劲往上翘着，含混不清地咕咕噜噜。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一点：这可不是一个平凡人物，早年可以说是一个“女革命家”哩，后来不知怎么跟上了一个“筋经门派”，就是练气功武功的教门里的男人，从此就不再革命了。不过因为总还是老资格吧，上级专门来叮嘱过，所以村里还是得事事高看她一眼……我听到这儿长长吐了一口气，问：
“她是什么‘女革命家’？”
“哦，就是支队在海滩上那会儿，她参加过。人勇啊，能就地十八滚，双手打枪。别看她年纪不显，其实是民国十六年生人，快七十了……可惜啊，人一沾上教门，革命意志也就衰退了……”
好不容易要熬过秋天了，一些穿了深色衣服、头戴大盖帽子的人物也光顾我们的小茅屋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掏出一沓子花花绿绿的单据和表格让我来填。我发现我在这些表格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显著位置，我那会儿被称作“纳税人”。我不得不追问：我已经经营了几年葡萄园了，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纳税人”呢？
大盖帽子们说：“那是因为你刚刚干，光景艰难，我们替你免了。”
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可又觉得眼前的数额有点儿太大了，虽然交得起，却不很情愿。我知道从道理上讲大多数人都应该是“纳税人”，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纳税人”，常常受到冷落的“纳税人”，该向他们解释些什么呢？
我顺从地在表格上填了数字。当填完了表格，笔杆从手里滑脱的时候，我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只木然地瞅着对方犀利的目光。到后来我竟在心里羡慕起他们来。我眼前这些人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啊，瞧瞧，从面部看他们无一例外地健康。我甚至有了个奇怪的发现，即他们的脸差不多都长得一样，粉粉的，有些嫩红，不过毛孔显然是过大了，每个人的神情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人忠于职守，执法如山，他们都长了一副逻辑发达的、然而又是糊糊涂涂的头脑。总之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些穿戴整齐的人，心想那要多少健康的母亲才能生出这么一些大孩子啊！我跟他们拉呱儿，扯闲篇儿，最后他们都很高兴。